二是党对宪法工作的领导是全面领导，是全覆盖、无遗漏式的领导方式，凡是具有宪法工作性质的宪法行为，都必须纳入党的领导之下来有序而为。
因此，从总体上说，概括权利条款说既符合《宪法》第51条的文义，也合乎它在《宪法》第二章中的体系定位，还能获得人权条款在价值层面上的有力支持。从理论上说，法学上的建构虽然要以实证法素材为依据，但理论建构并非因之亦步亦趋，对《宪法》第51条的建构未必总要受制于修宪者的意志。
按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解释，合宪性秩序指的是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符合宪法的一般法秩序。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少一份保障，就少一份权利。因此，社会权并不存在限制与否的问题，而只存在法律保障是否有力的问题。这个目的论的扩张有其必要，因为非此不足以证立国家安全机关执行逮捕的合宪性。
从理论上说，只有当宪法所未列举的权利具有人权的基本属性时，方可将人权条款作为其规范依据。因为两者在权利结构上的这种不同，所以宪法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针对的主要是第二章列举的各项自由权，而非社会权。其中，对于什么叫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征收能否由行政机关单方面作出决定，行政机关与公民签订的征收协议属于什么性质，补偿的合理标准是什么，以及谁能代表国家进行征收，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征收等问题，在认识和实践中，都缺乏清晰的规范。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首个国家宪法日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推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二、明确含义的方案以及相关考虑方案一：针对征收条款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多数观点认为，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宪法解释，是必要和可行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都提出要加强宪法实施。
据了解，卓亚中心对该草稿修改后，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出了启动宪法解释的建议，未果。按照宪法的规定，土地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是公有制的两种形式，但是，为建设发展城市，把集体所有的土地征收为国家所有，就进一步提出一个集体所有是否必须让位于国家所有，国家所有是否优于或者高于集体所有的问题，这需要由宪法解释予以明确。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有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一段时间以来，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法治制度和实施情况进行质疑攻击，如选择关系全体公民财产权利的征收条款进行宪法解释，有利于贯彻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对内对外彰显崇尚宪法、厉行法治、保障人权的决心做法。对宪法这一规定的含义予以进一步明确，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五中全会精神和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贯彻落实宪法关于农村农民问题规定的重要指引，也是解释宪法征收条款的重要指引。
2018年，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又强调，要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水平。这里披露的是作者代为草拟的初稿。其中，北京市行政机关的强拆案件大幅上升，2017年为53件，2019年则达203件，是2017年的4倍。这个机制既可以是对外公布的法律，也可以是权力机关内部的规范性机制。
二是，有利于充分保障公民财产权，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民法典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三是，明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对征收征用的程序、补偿的标准以及纠纷解决等问题予以规定。
根据宪法的某一规定制定法律，与对宪法的某一表述进行解释，还不是一回事，不宜把二者等同起来。受新冠疫情影响，在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明确宪法征收条款的含义，会进一步彰显我国保护公民财产的决心，也是在向世界表明，外国人、外国企业的合法财产，在中国是安全的，会受到宪法法律保护，有利于吸引、稳定外资，扩大对外开放。
比较典型的是什么叫公共利益，不同法律的规定差别很大。对于谁能代表国家进行征收，我们比较了物权法制定过程中的几次审议稿，发现征收的主体有时被表述为国家，有时被表述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最后通过的物权法第42条则没有规定征收的主体，表述为：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它不动产。对这些问题，宪法规定的含义不明确，不同法律的规定又存在不一致或者不清楚的情况。实践中，房屋是附着在土地上的，征收房屋的目的多数是为了征收土地，所以，对于征收征用土地中的公共利益等问题，需要在解释时一并予以考虑。我们觉得，在当前形势下，针对房屋征收中带有普遍性的矛盾问题，明确宪法征收条款含义，有以下必要性：一是，有利于化解拆迁征地过程中积累的公民与行政机关的矛盾，起到推进依法行政和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单是北京市一中院行政庭2017年至2019年审理的拆迁及相关延伸案件，就有2100件。
披露此初稿，意图引出的思考是：（1）现行宪法能否进行解释？如果能解释，启动解释的条件究竟是什么？（2）宪法解释应当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启动？（3）全国人大成立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并负有开展宪法解释的职责，但该委员会开展宪法解释的含义究竟为何，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履行开展宪法解释的职责？或者说它启动宪法解释的前提、程序以及所做的具体工作是什么？（4）宪法解释能否理解为宪法的全部内容都可以解释，其中有没有不宜解释、难以解释或者不可解释的内容？比如，类似宪法征收条款这样的内容能否解释？如果可以，又怎样解释？（5）宪法解释和制定、修改法律包括行政法规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决定的区别是什么？（6）宪法解释的效力与宪法本身的规定和法律的效力有何区别？是等同于宪法的规定，还是低于宪法规定的效力？是等同于法律的规定，还是高于法律规定的效力？（7）什么叫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开展宪法解释，是不是就意味着要先制定一部宪法解释程序法？（8）我国的宪法解释与西方国家的宪法解释究竟有什么异同？等等。这实际是回避了对征收主体的规定。
11月2日（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坚持把维护农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始终充满活力。6、建议对宪法解释在结构上分三个部分：一是，开始即做总的说明，阐明征收条款与宪法其他条款的关系，国家所有（利益）和集体所有（利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征收征用协议的性质和协议双方的关系。
第二个考虑是，履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开展宪法解释的职责。由此可见，宪法解释恐怕不是一个从学理论证和急切愿望出发，就能看到方向前景和实现目标期待的问题。
再一个考虑是，开展宪法解释不仅是一件法律性质的工作，更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根据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有关对公民私有财产实行征收征用的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国务院制定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明显不符合宪法规定。主要有以下考虑：一个考虑是，将宪法、宪法解释和法律区分开来。针对宪法解释，文中有这样的表述：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采取务实管用方式方法积极回应涉及宪法有关问题的关切，说明有关情况，提出研究意见，努力实现宪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的统一。
征收过程中，如果不加分析地认为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高于集体利益，人为拔高公共利益，就可能导致政府征收的随意性和牺牲个人利益的危险。2020年9月底，北京卓亚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邀请部分学者和相关实务界人士，讨论就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关于征收公民私有财产应予补偿的规定启动宪法解释的问题。
会后，笔者按要求起草了一份开展宪法解释的建议（原题为建议对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开展宪法解释，将宪法实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于2020年11月上旬交卓亚经济社会发展中心。这些年，学术讨论中一直有启动宪法解释的热盼和讨论。
为推动宪法实施，本届全国人大设立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委会关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开展宪法解释。二是，对国家公共利益可以等用语逐一明确含义。
如何认识这几种利益之间的关系，需要在宪法解释中予以明确。建议组织力量对解释宪法和一般立法活动的区别，以及宪法解释与宪法、法律的关系问题做专门研究。5、对征收协议的性质予以研究解释。四是宪法解释的目标指向是宪法的适应性问题，以达到稳定性和适应性的统一，而不是泛泛解释，凡事、凡有要求，均进行解释）。
四是，有利于彰显法治国家形象，促进对外开放。根据宪法的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一项重要的土地公有制形式，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农民的宅基地和房屋受到宪法保护。
3、把公民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及与前面所述相关的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结合起来解释。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设计一些办法加以解决（作者按语：2022年12月27日，沈春耀在《人民日报》发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一文。
刘松山，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教授。我们觉得，宪法解释主要是指宪法的有关表述，在理解上发生重大分歧，或者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含义，又不必修改宪法时，常委会所作的专门解释。